我们平时推崇的唐代草书名家，在米芾看来都存在很大的不足，他在《论书帖》中说道：“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辩光尤可憎恶也。”
在他看来，真正上佳的草书是有“晋人格”、有古意，而从米芾自己写的草书比如《九帖》等来看，他推崇的是章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章草墨迹已然不存，而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人们发现了迄今为止字数最多、篇幅最长、保存最完好的章草墨迹手稿——“敦煌章草三宝”。
所谓“三宝”，指的是《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和《妙法莲华经》，因这三件被置于一箧内，故而合称“三宝”。这三件作品因长年深藏洞窟之内，没有经受自然和人为的损坏，三卷总长度超过30米，总字数30000字左右，字径仅有1厘米，出自唐代皇家抄经生之手，约完成于唐高宗在位时期。
随着今草和楷书的兴起，章草在唐代以后逐渐式微。敦煌“章草三宝”的价值在于证明了唐朝依然完整地继承并保留了汉晋时期的章草技法。康生曾对其珍藏的这三卷敦煌遗书推崇备至，认为其笔法之精湛，甚至超越了许多名家墨迹。启功先生也曾高度评价其结体精严不亚于唐碑，笔法灵动可与名家媲美。
这三卷写经的书写者虽未留下姓名，但显然受过严格的汉晋古法训练，将索靖、皇象一脉的章草笔意，融入到了日常的抄经工作中，形成了一种既古雅又实用的“写经章草”风格。不同于后世对章草“古朴拙涩”的刻板印象，以《因明入正理论略抄》与《后疏》为例，通篇以独草体写成。其笔法特征主要体现在“快”与“稳”的辩证统一上。
书写者在极快的书写速度下，依然保持了草法的严谨。起笔处多用露锋直入、顺势切入，行笔过程中锋毫铺展，线条丰腴婉约，既有隶书的波磔意趣，又有草书的连带势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转折处的处理，不同于汉简章草的方折峻利，敦煌章草在转折处多采用圆转与方折并用的方式，使得线条更加流畅自然。
放大观察局部，可见其点画干净利落，简约大方，虽是小字草书，却写出了大字的气势。“章草三宝”保留隶书的波挑，但简化了隶书的结体。结字上继承了皇象《急就章》和索靖《月仪帖》的严谨法度，字形扁方，重心平稳。但在笔势上，它又吸收了东晋今草的流便之风，减少了章草中过于生硬的顿挫，增加了行笔的连贯性。
临习“章草三宝”书写者不仅能掌握章草的草法，更能领悟汉晋古法在快速书写中的自然流露，从而打通篆、隶、草三体之间的技法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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